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入宗教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人们信仰和力量。然而，过分沉迷于宗教思想也可能导致个体与社会的隔离和人权的侵犯。本文将探讨决绝宗教思想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决绝宗教思想对个人的启迪和成长。宗教思想在启迪个体内心和灵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理解一种宗教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生命运的起起伏伏，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能够坚持初衷。同时，宗教也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存在意义的空间，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潜能。
第三段：决绝宗教思想对社会和谐的推动。虽然宗教多样性对社会的冲击和矛盾不可忽视，但决绝宗教思想却有助于减少宗教差异造成的冲突，并推动社会的和谐共处。世俗的科学和道德标准帮助人们超越宗教的束缚，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减少摩擦和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第四段：决绝宗教思想对个体自由的重要意义。宗教信仰有时候会束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个人自由的缺失。通过决绝宗教思想，我能够更好地独立思考和选择，不被传统信仰和规范所限制。这种自由的体验使我感到一种解放，能够更加自由地展现自我和更好地塑造自己的人生。
第五段：决绝宗教思想在实践中的挑战和困难。决绝宗教思想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中。对于那些坚守宗教思想的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受到排斥和冷落。确定和坚定自己的价值观是困难的，但是我相信通过理解和宽容，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和平和友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总结部分：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决绝宗教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宗教思想启迪了个体的内心世界，帮助我们面对困难和挫折；决绝宗教思想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然而，要决绝宗教思想并不容易，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但通过理解和宽容，我们能够在多元的社会中建立友谊和和解，共同追求进步和发展。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二
第二段：宗教极端化思想的危害
宗教极端化思想的危害不容小觑。一旦被这种思想所影响，个人会产生自我封闭的行为，如远离外界，甚至排斥和攻击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过度追求宗教信仰，也会导致消极的影响，如对日常生活的放弃、对他人行为的非议和诽谤，对异端、宗教教条最严格的规定的完美主义性的过度坚持，会导致宗教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歧视等社会危害的出现。
第三段：宗教极端化思想的原因
宗教极端化思想发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对于信仰的错误理解和过度追求。许多人往往通过极端的行为来表现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忠诚，从而误解了宗教正确的教义与规范；同时，许多不良因素的干扰，如政治、商业、文化、宗教权威等，也是宗教极端化思想的成因之一。
第四段：如何预防宗教极端化思想
预防宗教极端化思想，应该从传统意义的思想教育开始。宗教思想教育应该教会人们正确对待宗教，宗教不应被用于迫害、歪曲或攻击其他人；宗教教义应该被理智地掌握和理解，不应当被滥用、扭曲和混淆；最后，宗教应被用于提升内在修养和道德水平，而不是用于满足个人利益或欲望的工具。
第五段：总结
宗教极端化思想虽然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只要我们通过正确的宗教教育和思想引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宗教信仰在适当时候被正确的使用，其对个人和社会的正面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宗教，并将其视为提升自我的途径，让它成为个人精神生命的依托，追求和平、公正和仁爱，创造和谐社会。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三
《鲁宾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出身于商人之家。
他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平庸地度过一生，一心向往着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海外生活。
于是他毅然舍弃安逸舒适的生活，私自离家出海航行，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但每次都历尽艰险。
有一次风暴将船只打翻，鲁宾逊一个人被海浪抛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那里度过了28年孤独的时光。
小说生动记述了他的离奇经历。
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卢梭曾建议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都应该读读《鲁滨逊漂流记》。
一、宗教思想来源
作者笛福出生在清教徒家庭，在长老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父母是长老会教徒。
他出生那年正值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该王朝在宗教上偏向天主教，因此清教徒备受迫害;笛福成年初入社会时正是“光荣革命”前夜，这场革命之后，英国国教又一次被奉为至尊，清教徒的命运也依然没能好转。
笛福作为一名清教徒，一生受到洛克反对专制，主张信仰自由、民主、追求教派平等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几十年间，不断改变自身政治立场和态度，导致其始终处于政治漩涡中而受挫不断，最终将自己的晚年献给小说创作。
小说主人公鲁滨逊也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同为清教徒，他自己虽未直接受到宗教影响，但其父母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宗教影响。
一般而言，作家在塑造他笔下的主人公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熟悉的社会事物、生活背景，乃至自身经历，以一种曲折隐晦的笔法融入到作品中，赋予其近似逼真的生命体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认同作品。
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就说过：“笛福的小说中所显露的许多观点具有独特的清教思想。”[1]因此笛福写作鲁滨逊漂流记，除去他是根据当年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这部小说这一事实外，他自身所受到的宗教影响不可能不被反映到作品中，其中他对宗教意识与清教思想的体现便尤为突出，从小说主人公鲁滨逊最初对《圣经》的精神靠拢到最后成为纯粹的信使便可见一斑。
二、宗教在小说中的表现
原版序言中，笛福说“作者以朴实、严肃的态度讲述了这篇故事，而且，善于将他的遭际与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聪明之人往往都是这样的)”，[2]他开篇已经为主人公鲁滨逊设定好一个精神准则，那就是与宗教观念紧密结合的人生。
主人公鲁滨逊违背父母意愿，私自出海初尝风暴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是“不对上帝和我父亲尽忠”的结果，因此祈求上帝保佑并立誓返回家中不再出海。
然而一切平静后他便“像摆脱瘟疫似的，让自己沉醉于美酒与欢愉之中”。
此时鲁滨逊的宗教意识还未萌芽，祈祷也只是应急之用。
“他并不是一个深刻人物。
他的精神生活似乎限于表层，并不接触真正的灵魂。
他敬上帝，但这是一个不服从国教的商人的上帝，照管他个人的良心，并会帮他致富。”[3]最后鲁滨逊彻底流落荒岛与世隔绝，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不得不向上帝靠拢，寻找精神依托保。
正是精神力量的.支撑，宗教信仰的力量，才使他坚持到底。
而鲁滨逊从最开始可能出现的不测开始，慢慢试着靠拢宗教，向上帝寻求保护，直至流落荒岛，险些因病丧命，逐渐学会从阅读《圣经》中寻求心理慰藉、精神支撑，继而通过宗教思考，总结人生，最后把整个思想灌输到土著人“星期五”头脑中，他不仅改变了“星期五”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他的原始信仰，让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成功塑造出了一名新教徒，也完成他自己虔诚信徒的华丽蜕变。
“笛福的主人公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比取财富和领土更为深层的特点……这种要发展、要劳动、要占有的个人奋斗精神不仅是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产物，它还来自清教的思想影响”[4]他的开拓精神与清教思想的勤劳致富观正是笛福自身思想的反映。
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艰难求生，除了与生俱来坚定不移的个性特征外，宗教思想的精神动力，勤劳致富的积极引导，都是紧扣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宗教思想的作用
串联故事情节。
对上帝从不信到半信最后到坚信，与故事发展的情节紧密贴合，由不信而带来的灾难到最后因坚信而脱离苦海最终发家致富。
这类似于佛家的因果循环善模式，宗教常被人指责为封建迷信，是不开化的表现。
其实相对而言它更是一种道德约束，精神寄托，可以起到帮助人们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的积极作用。
重塑积极心态。
鲁滨逊通过宗教反省自身，用积极的眼光看待生活，乐观向上：“学会了要多看看我这处境中光明的一面……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用上帝赐予他们的一切，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还没得到的东西，渴望着上帝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在我看来，我们因没有到手的东西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都来自于我们虽得到了好多赐予，却毫无感恩之情。”[6]鲁滨逊最终从宗教得到生的希望。
参考文献：
[1]瓦特著，高原、董红均译：《小说的兴起》[m]上海：三联书店，1992.
[2]笛福著，义海译：《鲁宾逊漂流记》[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3]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4]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笛福著，张蕾芳译：《鲁宾逊漂流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四
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予人们信仰和庇护。然而，我深知在当今社会，决绝宗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义和信仰体系。决绝宗教思想使我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信仰。
首先，决绝宗教思想让我更加具有宽容心态。在研究不同的宗教文化时，我深刻感受到每个宗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教义。这些信仰体系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爱、和平、正义等问题的思考。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真理和一种心灵庇护的需要。在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交流时，我更加容纳和理解他们的信仰，不轻易地对其进行主观评判。
其次，决绝宗教思想使我更加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不同宗教信仰中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和尊重。无论是基督教的“爱邻如己”、伊斯兰教的“施舍”还是佛教的“悲心为怀”，这些关爱他人的思想都深深触动着我。我意识到不同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人类的关怀和尊重。这使我充满对世界的希望和爱，也激励着我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再次，决绝宗教思想让我更加坚定对自己信仰的认同。在探索宗教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都有权利相信和追求自己认为正确和有意义的事物。对我而言，我所坚信的宗教信仰是我内心的安抚和激励。决绝宗教思想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信仰，并能够更加坦诚地与他人分享。我深信每个人都应当秉持自己的信仰，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信仰，这是一个共存共荣的社会基础。
最后，决绝宗教思想有助于我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机会日益增多。决绝宗教思想让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应当共同努力，构建充满和平、包容和谐的社会。只有通过尊重和关爱他人、宽容和包容不同宗教信仰，我们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与进步。
总之，决绝宗教思想使我更加理解和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它让我具备宽容的心态、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认同，并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在当今世界，决绝宗教思想成为我们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基石。只有相互尊重和理解，我们才能和谐相处，共创美好未来。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五
宗教思想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重大而深远的思想流派，它以信仰与崇拜神灵为核心，涵盖了人类存在意义、道德规范、生死观等诸多方面。在我长期的学习和思考中，我对宗教思想有了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感悟。本文将就宗教思想的多元性、提升灵性的功效、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和宗教的包容力与和平主义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宗教思想的多元性是我最深刻的观察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众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并存。这个多元性带来的是一种互补与交流，不同的信仰对人们的心灵发展和社会和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它们都以各自独特的形式表达着对于上帝或者终极真理的探寻和崇敬。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性，我们才有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其次，宗教思想对于个体的灵性提升是不可忽视的。宗教信仰能够给人以安抚与宽慰，让人在面对各种挫折和苦难时有所依靠。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的视角，让人们能够把握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通过宗教的仪式和修行，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这种精神上的寄托和抚慰使人们更加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
第三，宗教思想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是许多人的观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并非水火不容。宗教思想关注人类的灵魂和道德，而科学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和解释自然规律。二者并不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宗教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人文关怀和伦理底线，使科学发展更加有益于人类。同时，科学方法和思维也可以推动宗教思想更加深入地探索真理，以更科学的观点解释各种现象。
第四，宗教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宗教的核心教义常常涉及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建立。无论是爱、仁慈、宽容，还是公正、奉献、正直，这些都是宗教的基本教义所强调的价值观。宗教信仰能够激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推动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另外，宗教还能够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凝聚力和向上的动力，促进社区的团结和发展，带动良性的社会关系。
最后，宗教的包容力和和平主义是我对宗教思想的重要认识。宗教是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终极问题的思想体系，因而它应该是包容多元的世界观和认同。正是因为宗教的包容，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宗教思想提倡和平与友爱，强调个体与他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具有密切联系，可以推动人类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
总之，宗教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提升灵性、与科学相辅相成、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力以及包容力与和平主义等多方面的特点和作用。经过对宗教思想的思考和研究，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宗教思想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信仰和对人生的追求。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六
关键词：哲学；宗教；数理科学子；本原；自身同一物；自在物；
一；
二；
但是，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是因为事物是有限的，而事物之所以是以有限物出现，恰恰是人们已经对事物作出某种规（限）定，也即把显现给我们的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不管人们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任何有限物实际上都已是被自觉不自觉地规定为“是什么”的事物。而人们之所以对事物不信任而怀疑之，首先则是因为事物会失去自身，也即所谓“变异”。而人们之所以会发现事物失去自身，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把事物向我们的显现就当作这一事物自身，也即把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规定为这一事物自身，或者说，这一事物被直接等同于它在意识中的显现。这种规定活动或等同活动也就是给出自身同一物（identit？t）的构造活动。当我们把被命名为“树”的相遇者在我们意识中的显现就当作“树”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在给出一个树的自身同一物：树的如此这般的显现就是树本身（全部）；或者说，树本身仅仅就是它的如此这般的显现。正因为事物获得了自身同一性，它才会失去自身，因而才会有变化与变异；否则，事物就只是在现象（显现）之流中不断隐身的独一的自在之物，或者说，只是通过显现表明其隐身在自己位置上的独一物，而无所谓变异与变化。
实际上，把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也即规定为“是什么”，从而使之成为“有限物”，同样也必须以将相遇者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因为任何事物必须首先是它自己，才能够进一步是其他的“什么”。这也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不信任恰恰以将这个世界的事物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对本源的追问是从一个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世界开始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哲学是从概念物出发。因为所谓自身同一物必定是在质、量、关系这类概念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没有这些概念意识，我们就不可能给出可以以“a是a”这一同一律形式表达出来的自身同一物。
实际上，自身同一物构成了哲学与数理科学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点。哲学对自身同一物之所以可能的追问和回答为科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科学由此获得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推动。不过，正如自身同一物只是科学的基础，而不是科学的核心一样，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和回答则只是哲学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哲学的归宿。因为哲学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恰恰是出于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和不满足。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并不是要放弃它或否定它，而是要追问它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根据。如果没有或不能找到这种根据，那么，人们对关于它如此这般的断定就是可疑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终止对一物之为这一物的判断。确立自身同一物的根据，也就是确立了一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可判定性。对于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对事物的一切科学陈述（判断）获得了可靠的标准物，也即以“a是a”形式表达出来的第一定义物；而对哲学来说，则意味着它所追寻和迈向的本源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本源，也即是一个有根有据、可在概念中被确立起来的自身同一物的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而不会是一个梦幻世界的梦幻本源。
自身同一物作为一切数理科学的基础恰恰是科学所不关心的，但是，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却是哲学的一个起始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开始于科学终止的地方。这使哲学与科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要借助于概念体系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科学是在由概念构造出来的自身同一物基础上提供出一套与经验相关的概念体系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而哲学则必须演绎出一套先于经验的概念体系，否则，它就无法说明自身同一物是如何可能的。不过，哲学借助于先验概念体系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身同一物的可能性问题，或者说，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是如何可能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现如何确实可靠地退出这个世界而迈向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哲学完成的严格的概念演绎体系既要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奠定基础，从而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同时要打开一条由这个世界通向其本源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显现的'、可由概念完全把握的在场者，那么，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则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在场者，它同时是一个不显现的、不可由概念加以把握的不在场者，一个隐蔽者。
所以，哲学一方面要借助于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它通过概念体系所要寻求的恰恰是非概念的隐蔽者。这意味着，哲学从其出发的地方到其归宿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哲学并不能通过概念体系的演绎直接通达所追寻的本源，因为本源永远在概念之外，否则它就不会是真正的本源。对于哲学来说，概念的严密演绎是一条把人们引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的可靠道路，以便人们能够从这个最近的地方跨越过去，进入与本源的共在而终止一切概念。因此，与科学不同，如果说科学研究是通过概念知识体系来展现一个关系世界而深入这个世界，那么，哲学进行概念演绎则是为了摆脱这个关系世界而迈向非概念物。哲学的概念演绎活动是一种摆脱关系世界的活动：不仅要脱离一切经验的关系，而且要脱离构成这一切经验关系之基础的自身同一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演绎是这样一种解放活动：把人从关系世界中解放出来，使之朝向绝对者，向绝对者敞开自己。
把人从关系世界解放出来，也就是让他从关系中退身出来而回到不受制于关系的自由―自在的存在，而这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在人的这种自在地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中，他者也在自己的位置上来与我们相遇，并且也才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相遇。人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因而也就是只有在自由中，才能跨越概念物与非概念物之间的鸿沟，才能与作为自在的他者的本源相遇。
因此，哲学确立起来的概念体系必须是一个自由体系，也即一个摆脱关系世界而向自在的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简单说，自由体系就是一个向绝对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之别就是哲学与科学之别。作为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封闭于概念物，或者说以概念物为界限，而不寻求概念物以外的东西；对于科学来说，不存在概念物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科学看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在概念中被把握。因此，科学不承认概念之外而不可被概念所规定的存在物；一切都可在概念中被陈述。所以，每个科学体系都试图充当一个“大全”，至少是某个方面的大全。因为它把自己的陈述当作是关于一切可能事物的陈述，而忘却了自己的陈述永远只是关于关系物的知识，而完全不可触及自在物。因此，科学体系的变化通常不是一个体系融合另一个体系，而是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所突破而被取而代之。因此，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通常是革命性的，总是体现为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建构体系的活动，科学史是一个建构体系的。相比之下，作为自由―开放的体系，体系的变化并不是通过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来体现，而是通过创造出足以更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而迈向绝对本源的新概念来完成。由于这新概念能够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horizont），使整个体系能够更开放地朝向本源。在这里，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对原有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取代和放弃。这也是为什么今人虽有今人的哲学，但是却不能放弃古代哲学的原因。哲学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改变了体系的视野而构成哲学的一个环节。与科学相比，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创造概念的活动，通过创造概念建立向绝对者开放的自由体系。如果说科学体系中的概念是从经验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因而科学是通过建构概念来建构体系，那么，哲学体系里的概念则是自由理性从对自己的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来的。这种从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概念的活动。创造就是从自由中开显与给出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通过创造概念来演绎自由体系。
三；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为什么哲学概念是从理性的反思中开显出来的。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再指出，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与不满足。这种怀疑引导了哲学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如果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会显现为这样，而不显现为别样？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据问题。但是，这个世界之所以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是也只能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本身，或者说，是也只能是我们的理性使这个世界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因为这个世界只能在我们的理性意识中向我们显现，并因而是“这个世界”。因此，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在根本上就是对理性本身的追问，因而也就是对理性本身的反思。通过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
正如前面所说，自身同一物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而自身同一物又是在理性的先验概念（诸如量、质、关系）中被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个世界”首先是建立在量、质、关系这些由理性提供出来的概念之上。但是，这些概念却是在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反思中才被理性本身所觉悟而开显出来。因此，如果说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因而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那么，也就是说，哲学开始于对理性本身的反思，并且在这种反思中开显―创造出理性自身的概念。
不过，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因而也就是理性的反思活动，并不停止于“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上，也即不会止于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概念上。这些概念虽然出自自由的理性本身，但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却是远离这个世界的本源。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再无根据的本源。离“这个世界”的本源越近，也就离“这个世界”越远。所以，追问“这个世界”之根据这种反思活动实质上也是离开、摆脱“这个世界”的活动。这种离开或摆脱就是一种解放。
那么，为什么哲学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本源呢？因为只有本源才是再无根据可寻的唯一者，它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深渊，却又是给出一切的唯一来源。那么，理性在追问根据的反思活动中如何回到这个本源呢？在追问根据的活动中，理性首先是从从自身中找到“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也即诸如量、质、关系这类先验概念。但是，理性在自身的反思中同时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这些概念，并且自身也有其来源――对“自身有来源”这一点的觉悟也就是理性的源头意识，人们通常称之为时间―历史性意识。由于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如此这般的概念，因此，理性会进一步追寻自身，这种追寻自身也就是试图回到自身；同时由于觉识到自身是有来源的，因此，理性会不懈地去追寻那个源头。对这个源头的追寻也就是对“这个世界”之本源的追寻，因为既然它是理性的源头，当然也就是理性构成其根据的“这个世界”的源头。但是，既然理性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本源，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理性只有回到自身，也即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在地存在，理性才能与本源共在。所以，理性追寻本源与追寻自自是同一回事；或者更确切说，理性是通过追寻自身、返回自身而回到本源。
问题是如何返回自身？自身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而不是在关系中的角色。角色也是一种自己，一种关系中的自己，它总是受制于关系项和关系因缘。关系项和关系因缘的变化，这种作为角色的自己或者丧失，或者发生变换。只有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才成为真正的自己。而所谓“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自性物的天然位置，或者说，是被造物从“深渊”被抛出的位置。自性物总是守于天道之中，是为天然之物，正如被造物总守于“深渊”之旁，是为在整体之中的存在者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上面说，理性（作为一种被造物）回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作为本源的深渊共在。就事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独一的而言，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就是它的绝对存在，不会因任何关系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就事物（作为被造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事物（被造物）而言，它的这种存在是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它与其本源或造物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它或者是被从无中创造出来，或者是被从深渊中抛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本源的关系也就是与无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自由的、不对称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担保自性物（被造物）获得自己的位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具有单向度效应的关系（任何存在物都不可能对“无”有任何效应，但它们却都是从无中来），因而是一种无双向效应关系的关系。而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是也总是具有双向效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者与其本源的关系为无关系的关系。
就自身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因而是一种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而言，回到自身也就是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由―自在的存在。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通过退出一切关系才能回到自身而与本源共在。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理性如何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这里我们倒是要先问：理性是如何进入关系而忘却（掩盖）自身的？通过概念，确切说是通过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来把事物置放入各种关系中，并因而使自己进入各种关系。事物间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理性（人）与事物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基础之上，首先则是建立在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先验概念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退出一切构造性的概念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身。哲学作为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的活动，它与理性的其他返回活动（比如信仰）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直接拒斥概念或切断概念的方式退出概念，恰恰是通过概念来摆脱概念。当然，哲学不可能通过构造性概念来退出这类概念本身，而是通过创造出另一类概念来摆脱构造性概念。
正如理性通过的反思发现，理性是从自身中给出那些先验的构造性概念并使之成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直接根据一样，理性也是通过哲学这种反思活动而从自身中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便把一切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引向完整与整体。因为只有对理性来说，才有对整体/ganze或完整/vollst？ndigkeit的诉求。对整体或完整的诉求是理性内在固有的一种能力。因有这种诉求，理性才会不满足于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因为构造性概念的使用永远只是触及部分，而无法给出整体，永远只是一种限定，而不可能达到完整。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在反思中给出把这种使用引向整体或完整的引导性概念。对于具有整体性或完整性诉求的理性来说，给出引导性概念是它的一种必然而自由的演绎活动：因为只要是理性存在者，它就必定要求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走向完整，所以，从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给出是必然的；但是，理性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从自身给出引导性概念，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这种给出又是自由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理性是从构造性概念中演算出引导性概念。不是构造性概念使引导性概念成为可能，而是引导性概念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的可靠性成为可能。从概念的演算角度看，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永远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从构造性概念及其运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演算出引导性概念，比如从因果概念及其确立起来的任何因果关系都不能演算出自由因。这里，只有借助于理性追求整体与完整的跨越（超越）能力，才能给出（也才有必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并使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成为“合理的”。所以，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演绎并不是概念的逻辑演算，而是一种概念的跳跃活动。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自由演绎：理性从自身中给出概念并使之通向整体。
从理性本身角度看，理性是内在地具有引导性概念才会去运用其构造性概念；只是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理性才以构造性概念为线索去回溯自己所止息的引导性概念。理性之所以会止于引导性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概念完成和满足了理性对完整性和整体性的诉求。这并不是说，引导性概念使理性把握―抓住了整体，整体是不可能被我们的理性抓住的。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在反思中借助于引导性概念觉悟整体而向整体敞开自己。理性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再到向整体存在者敞开自己，存在两个自由的跨越。理性借助于哲学的自由演绎可以完成第一个跨越，但并不必定能完成第二个跨越，而只是为这第二个跨越提供最充分的准备。这就如我们前面说过，哲学是一种借助于概念演绎进行追本溯源的方式，但是，本源并不是概念所能把握的，因而哲学的概念演绎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人们带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人们跨越过去而与本源共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彻底的哲学都会导向宗教（信仰），但并不必然使个人皈依宗教。只是由于哲学的宗教导向必定有助于人们走向宗教信仰，或者有助于坚定、巩固其宗教信仰。
作为理性自身给出来的最高概念，引导性概念把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来的一切现实的、具体的关系都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因为它包含着一切关系于自身，因此，一切构成它之部分的具体关系才是在一个完整关系中的关系，因而才是可靠的；同时，由于它只是把一切关系作为可能性包含于自身，因此，它不是任何具体而现实的关系，也即说它是对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的一切现实关系的否定，因而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正因为引导性概念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它才能使理性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在―自由的存在。
四；
上面我们讨论了哲学作为人这种理性存在者追寻本源的一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创造概念和摆脱概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哲学与数理科学而言，“自身同一物”成了它们的分界线：哲学通过创造概念来摆脱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而（数理）科学则是通过构造概念进入“这个世界”。如果说哲学的目的是从“这个世界”摆脱出来，回到自在―自由的自身，以便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么，科学的目的恰恰是要进入和把握“这个世界”，它是也只能是从“这个世界”的维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停留在概念之内。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领域，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世界，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是与宗教的分界线。虽然哲学和宗教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看待、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们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却完全相反：哲学是从反思“这个世界”之根据而返回“另一个世界”，而宗教则是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再到“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从下到上，而宗教则是从上到下。如果说前者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那么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救渡。而从效应的角度言，它们都展现为对“这个世界”的改善和提升。历史是一个解放过程，也是一个救赎的过程。
不过，从最根本上说，反思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分水岭。哲学是出于怀疑的反思而去追寻“这个世界”的根据和本源。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所谓反思也就是对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的意识或思考、追问。“这个世界”是在我们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中开显为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因此，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之根据的追问必定就是一种反思活动。这种反思活动在根本上说来既是从理性自身中去追寻和开显“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最后根据，也是理性向自在―自由的自身返回。理性只有从关系世界中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才能向绝对的他者或本源敞开自己而与之共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因而也就是以从理性自身中追寻“这个世界”之根据的方式去追寻本源。因此，对于哲学来说，一切法则，不管这些法则来自什么地方，只要它们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行动的法则，它们就都可以从能够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而与本源共在的理性中找到根据，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被觉悟、意识为理性的法则。就此而言，哲学的反思活动就是从理性自身中寻求一切法则之根据的活动。因此，理性通过哲学给出的法则是自觉的法则。
而宗教信仰给出的一切法则则是直接的法则，也即说是非反思的法则。因为宗教不是靠理性的反思，而是靠理性的纯粹直觉达到本源（绝对的他者）而与之共在。所谓理性的纯粹直觉，也就是理性的直接的纯粹意识。正如理性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开显“这个世界”一样，理性也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最高本源而与之共在。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在意识之中，那么本源则不仅仅在纯粹意识之中，它同时隐蔽在纯粹意识之外。因此，反思――对有所意识的意识即对开显活动的意识――永远不可能触及本源。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的觉悟中，既意识到最高本源的存在，又意识到这个最高本源并不能象“这个世界”那样在意识中给予我们，它永远比“这个世界”“大”，比我们的意识“多”。因此，它与“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些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1]。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到本源而与之共在，也就是觉悟到这种不对称关系而守护这种关系。由于在这种不对称关系中，本源是一个隐藏自己而高于我们的绝对他者，因此，理性直觉在这种关系中确立起来的一切法则、仪式都可以被视为来自那绝对他者对理性的启示，因而都是神圣的和绝对的。
就理性是在其纯粹的意识中觉悟本源及其绝对性、神圣性而言，哲学通过反思活动回到理性本身，既是回到自由的自在，也是回到神圣者之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追问纯粹意识和第一原则的纯粹哲学既是一条自由的道路，也是一条神圣的道路。
实际上，宗教信仰寻求哲学的理解，并非信仰离不开理解，而只是表明信仰需要理解。这种需要只不过是寻求对理性在那种不对称关系中给出的那些法则、仪式的反思，以便使两个同是由理性确立起来的领域――本源与“这个世界”――在理性范围里相互协调，而不致相互矛盾，从而使神圣的更神圣，合理的更合理。
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无关系的关系，因为在这里，本源就是一个无。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七
两个世纪以前，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就宗教问题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国立的教会总是懒散、懈怠的命题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即解决宗教冲突的方法不是减少教派，而是增加教派(smith[1776]1981)。然而，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参见young)。而且，由于仅仅狭隘地关注“商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斯密对宗教的论述是这样不合时宜，以致于除了一个版本之外，所有出版斯密著作的书籍都删掉了他论述宗教的章节。
直到现在，职业经济学家们关于宗教所做的那点研究，还集中于研究这些陈腐的话题，如闲暇时间对教堂出席率的影响，以及高收入群体倾向于通过购买付费服务而不是通过做志愿者来用金钱来替代时间。幸运地是，这种狭隘的观点似乎正在改变：一批青年经济学家正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致力于用经济学进路来研究宗教，在，热衷于研究宗教的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组织(我是奠基人之一)。
同时，当我和williamsimsbainbridge在1980年发起了所谓的宗教的经济进路(economicapproachofreligion)时，我们对斯密的作品还一无所知——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宗教的未来》一书的文献索引中。两年后，当我们出版《一个关于宗教的理论》一书时，我们试图填加一个副标题：无形的经济学，但出版商没有同意。即使那时，我们所提到的斯密也只是一个演绎理论家，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宗教论说。只有几年以前，在通过独立研究得出某些共同的结论后，我才意识到斯密的贡献。
为了说明从需求向供应的转移是如何重要，试想一下当人们面临着社会宗教结构的重大变迁时——正如循道宗教徒在英国快速增长——其他进路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的宗教偏好为什么会改变?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当这样思考时，我们试图从可变性需求上寻求答案，进而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突然发展出了新的、未满足的宗教需求哲学论文，并求助于或形成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新的宗教组织。按照同样的逻辑，瑞典宗教参与的低水平可归因于需求的下降——也许是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人们的需要提供了足够的供应，那里的人们已经丧失了宗教需求。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而且他们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虽然这些证据通常是隐性的，随时间的变化，宗教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变化主要是供应方变迁的结果(参见starkandfinke;stark)。实际上，宗教需求是相对保持不变的，而供应方则是起伏波动的，而且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是供应方的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因此，我和同仁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宗教组织会变化从而失去大众感染力呢?举个特例，英国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为什么瑞典的国立教会不努力吸引并维持活跃的成员呢?我们将看到，对类似问题的“经济学”答案并不仅限于实际的或纯粹组织性的事务。相反，由于它们所关注的是宗教组织，他们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了宗教的具体内容——如教义、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和宗教组织所灌输的东西!
摘要，marty竟然没能抓住该书的要点，即教义是组织健康的关键，这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本书的第一页上，我们写道：“由于某些教派拒绝传统教义并停止满足信奉者的重要需求，它们就繁荣不再。美国的教会活动是由那些奉献于生动的来世的有进取心的教会来完成的”(见finkeandstark1992,p.1)。和第一页一样，从中间各页直到最后一页，我们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正是那些含混不清和颇费斟酌的教义导致某些教派成为“输家”。根据我的判断，正是醉心于信仰(教义)，而不是应用经济理论，击败了那些极端自由主义和反宗教的对手，并促成了他们误导性的主张和诡异的言辞，如stevebruce对“一小撮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的恶劣影响”的攻击及其只有他能够胜任“将尖桩打入吸血鬼的胸膛”的任务的想法(见bruce1999.pp.1-2)。
本章我将描述从宗教的经济进路所获得的某些基本洞见。更完全的讨论参见我近来的著作(starkandfinke2000;stark,,2003,)。
宗教的经济进路立基于九个基本原理之上：1)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信念(教义);2)所有宗教习俗的基础都涉及与超自然的交换;3)个体的宗教兴味沿一个张力谱系而变化;4)人们所做的宗教选择和做世俗决策一样有理性;5)宗教教义在激发人们的委身(commitment)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6)宗教是一个社会性或集体性的事业;7)吸收成员最多的宗教团体能够给予成员最多，因而能够使普通教众的委身维持在最高水平;8)大多数新生的宗教团体都以高张力的信仰起步，比较成功的宗教团体将逐渐降低其信仰张力;9)任何社会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都会刺激努力水平，从而增加宗教委身的总体水平，并导致缺乏足够市场吸引力的信仰消亡。在讨论上述每一个原理时，我都将简述一下从这些简单的假定中所推演出的令人吃惊的大量结论，我还将从大量证据中引用部分证据来支持每一个结论。这些研究非常倚重于美国，这不是因为我对其他地方所做的研究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不幸的是，对宗教所做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是社会科学)十有其九是美国人做的，而且通常都应用美国的资料。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八
《说文解字》中对“和”的解释：“和，相应也”。“和”最初的本意是单纯声音或指音乐相和。到后来演逐渐演变成儒家重要的“中和”思想。“和”体现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万物中。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孟子“父子不责善，责善则离”，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孟子·公孙丑下》中表达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表达的是如何得人心治理国家;“天人合一”则强调了人与天之间的和谐。现代社会我们提出和谐发展的概念，不仅要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更进一步强调了与世界上各类不同文明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和”本身来看，一方面是儒家伦理道德之一，另一方面却又代表着儒家所提出的理想“大同”社会的最高目标。
一、“和同之辩”“因中致和”
“和”并非简单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辩证统一，儒家所讲的“和”乃是“中和”之意，即“因中致和”。
《国语·郑语》中洪范的“五行说”以“和”与“同”对举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以“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同样的事物相结合，只能得到原来一样的东西，从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还不利于优育，且不会产生新的事物;只有将不同的事物相结合才能传承下去，不断产生新的事物。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至自由，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梁丘据，字子犹)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和之”的要旨所在了。
“中和”法则适用于协调天下一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都应该遵循“中和”这一协调法则。如在《中庸》中这样的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在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
“和为贵”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如物我之间，物物之间乃至人与自然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中和”，那么天下万物就都会各得其所，并且能够生生不息了。在《论语·学而篇》中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仪节，也是以“和”为贵的。于是，我们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中和”绝对不是毫无原则的为和而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达到协调和谐。那么在总体“和”的前提下，万事万物得以保持各自本身的特征，并且能够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论语》《子路篇》所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正是孔子提炼的著名“和而不同”理论。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子路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是指君子以当时的道义来团结人的行为;“比”是以暂时共同利益互相勾结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与人交往，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杨伯峻注释)。由于一个出自公义，一个出自私心，一为小人拉拢人结党营私互为勾结，一为君子和以处众，群而不党。
“同”是人云亦云，是非不分，完全盲从于他人的看法，毫无个人观点，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主见，完全取消个性和差异的绝对同一状态。“和”则意味着在整体和谐的大前提下，允许保持不同的看法和个性的一种共同存在状态。《孝经》中孔子曰：“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孔子注重礼法，提倡“亲亲互隐，父慈子孝”的封建礼法。他在这里用：“争之”。也从侧面反映所谓“从父之令”，就是“同”;而“当不义，则争之”才是君子行事所应该遵循的“和”，符合孔子对于“和”与“礼”二者即“礼之用，和为贵”的态度。
三、“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
实践性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被奉为最高理想来追求的“和”，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于以“和”为原则，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和”是最高的社会道德理想，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人之间，一个“和”字，揭示了天下事物遵循的普遍规律并描绘了天下万物最佳的共存状态。
人伦上，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亲”“义”“别”“序”“信”分别为五伦之行事准则，也就是“中和”中的“中”。孟子这段话指出了个人在“五伦”的每一伦上都应做到“中”的要求，那么这个人在总体上也就达到了人伦的“和”，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和”，那么全社会也就实现了“和”的最高目标;《中庸》“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并不空谈“和”，还给出了实现“和”的途径，那就是以“忠恕”为原则。《论语·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同”则推已及人，“异”则秉承“和而不同”以求同存异，达致总体的协调和谐。
极端思想的危害心得体会篇九
由于当代学术观念的发展，作为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的宗教哲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内容上，宗教哲学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对宗教的本质的研究，即将其视为一种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而是站在宗教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了“全球宗教哲学”的主张；在研究目的上，宗教哲学的反思性和为其宗教信仰辩护的目的已经转变为如何处理各宗教间的关系。
由此，笔者认为，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应在全球化视域下将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作为处理各宗教间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英国著名宗教学家约翰・希克（johnhick）认为，现代宗教学研究按其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门类，即规范性的宗教学和描述性的宗教学。宗教哲学属于规范性的宗教学，它站在宗教信仰之外，通过对宗教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哲理性透视来为宗教辩护。这是最初对宗教哲学的认识，即认为它是一种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
但随着宗教哲学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和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今多元宗教并存的背景下，“全球宗教哲学”主张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处理宗教间关系的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的产生。
1当代“宗教哲学”的发展
（一）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
1974年，国际宗教史协会秘书长夏普（sharp）提出将哲学方法作为宗教研究的方法之一，至此，宗教哲学才得以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成为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在过去，宗教哲学被理解为宗教的哲理化，是一门运用哲学思维思考宗教现象和问题的学问。这种广义而古老的宗教哲学形态就是为宗教信念所作的哲理性辩护。本文立足于当代学术观念，将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讨。
当代学者是如何看待宗教哲学呢？希克认为在狭义的理解上，我们还是可以给“关于宗教的哲理性思考”这一类东西保留“宗教哲学”的名称，即承认广义的宗教哲学形态。但是，宗教哲学不属于神学，更不是为宗教教义服务，而是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是站在与神学立场完全不同的立场，即非宗教的`客观立场，对宗教中最基本问题进行哲理性思考。
同样地，耶格尔・赫德森（yeagerhudson）教授通过比较宗教哲学和神学所特有的立场得出结论，他认为宗教哲学是客观地研讨宗教教义和宗教现象，不以任何特殊的宗教立场作为其出发点而进行的“非教条化的研究”。另外，宗教哲学完全是退开一步看待它所研究的问题，因此，它的一个研究方式即是反思，反思就是站在自身之外而思考自己，这也是哲学的最大特征。所以按照希克的说法，宗教哲学就是通过反思来理解各大宗教，判断其有无合理的根据，而不是支持或者削弱任何一个宗教信仰。
以上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希克对“宗教哲学”的认识。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宗教哲学的狭义理解，就其概念而言，过分强调了其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很容易陷入一种“哲学化”的困境，消解了宗教自身特有的神秘性，忽略了宗教一大特性，即“信”，很难将哲学的“思”与宗教的“信”结合起来理解宗教哲学。另外，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人们满足于物质享受后，必然追求精神上的提升。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物，就需要发挥其特殊的功用，而上述“宗教哲学”更多的是处理各宗教的本质问题，诸如“宗教的根基是什么”等哲学问题，而较少联系当代社会多元宗教并存的大背景以及人们对宗教的精神需求，因此这样的一种哲学理论在论述时就很有可能只局限于其哲理反思上，而不能真正发挥宗教的巨大作用。因此，王志成教授立足于当代社会宗教全球化的背景和宗教对人们的精神性影响，提出了对宗教哲学的新理解。
（二）全球视域下发展的“宗教哲学”
站在全球视域下，面对当今多元宗教并存的状况，王志成教授在其《全球宗教哲学》一书中，提出宗教哲学旨在分析各个宗教中的种种宗教问题，对不同宗教的基本信仰和概念进行理性的批判和评价，以此建构出新的活动。因此，宗教哲学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提高人们的反思能力，而是得到了延伸，即可以通过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使我们通明宗教的神秘，体悟宗教的拯救功能，以此呈现真爱本身。这样也许就能消解传统宗教哲学中关于哲学的“思”和宗教的“信”之间的矛盾，使哲学和宗教真正地结合起来。
另外，对于宗教哲学的研究，也不能再局限于孤立地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的角度来研究某一种宗教，而是应顺应宗教全球化背景，以全球化的视角站在更高的立场去研究它，以此解决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是对人类生活能够提供某种启发，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因此，王教授所理解的全球宗教哲学，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以全球化视角对宗教哲学的目的或说是功用性做了解释。
谈到“全球视域下的宗教哲学”，就必然要提及何光沪先生对它的理解。其实早在发表的《全球宗教哲学的含义、根据和方法》一文中，何先生就看到了：伴随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和生活也随之发生剧变，并导致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的出现。这样，全球宗教哲学就被顺势提出，它旨在探索一种有益于人类和平与个人生活的、全面系统的全球宗教哲学。
此种意义的全球宗教哲学具有三大特征：全球性、宗教性、哲学性。因此，他对全球宗教哲学下了如此界定：它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不同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同宗教内的共同因素为资源，以说明人类生活之整体性、精神性和全球化的根据为宗旨，采用理性方法而又结合超理性的宗教要素的一种哲学。
将其与原初宗教哲学的定义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哲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改变。原初的宗教哲学是一门对宗教进行哲理化思考的学问，主要研究的是宗教的本质问题，很少涉及对人类生活的思考；而何先生的全球宗教哲学主张更多的是立足于宗教全球化背景下，对不同宗教的共同因素进行思考，从而对人类生活形成一种指导作用。
很明显，二者所研究的内容不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简单来说都是对宗教问题的哲学思考。所以，在研究目的上，宗教哲学也不再局限于对宗教的反思，而是将“思”和“信”相结合，以便在全球视域下思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从而正确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宗教哲学”已然成为理解“宗教哲学”的一个工具。对于如何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宗教对话被适时的提出，成为理解它的有效方式。从而，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2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宗教哲学已经由最初单一的规范性宗教学转变为全球宗教哲学，这种转变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同时，在全球视域下理解宗教哲学，更多的是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毋庸置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各宗教间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各宗教内部需要对话，在处理各宗教之间的关系时更需要宗教对话。这也是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即探寻宗教对话的新模式。
世界宗教虽然呈现多元主义的模式，但是各大宗教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都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我们已然了解到，现在大家对各大宗教都有了理论上的认识，宗教哲学对各宗教上的本质研究也基本定型，但是对于各宗教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因而，王志成在当代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和雷蒙・潘尼卡（agrimonypalikar）的影响和启发下，提出了运用灵性实在的假设而建立一种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
宗教哲学的目的就是在全球视域下通过运用哲学思维考察宗教教现象以便将人引向对于终极奥秘的思考，那么致力于解决此种问题的“宗教对话”必然就针对现实难题和困境，试图使对话双方通过彼此的互动，共同解决现实中对教义的分歧，将人引向终极奥秘的探索中去。
为此，王教授强调宗教对话应以灵性实在为中心，以打通各有神论之间、有神论传统和非有神论传统之间、宗教界和世俗界的关系，开拓真正的普世宗教对话，完成宗教哲学本身所固有的终极目标，使哲学真正为宗教服务，宗教为人类服务。同时，此处的打通关系，是立足于每一个宗教的自我完善和各宗教之间的彼此尊重、彼此发现的。所以宗教对话也在理性层面上进行，关注和考察不同宗教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观、生死观、修行观等。
笔者认为，这种宗教哲学对话的未来走向符合时代发展，必将形成一股力量，为跨文化对话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逐渐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宗教对话首先预设了各宗教之间愿意接受互相的灵性指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欠具可行性。
因为这种预设容易使各大宗教走向一种共同的新模式，而消解了各自所特有的宗教神秘性。从历史上的实践层面的对话来看，各宗教容易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是在灵性修养方面，很难达到一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灵性对话对各宗教彼此的灵性成长是有特殊的意义的，这点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当代宗教哲学经过最初的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到全球化视域下将其作为解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的一种工具，这种性能的转变，是宗教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而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更是解决当今宗教哲学需要处理好的各宗教间关系的最好出路，笔者相信它在未来将长期存在并得到显著发展。